台北攝影＃576期

〈中國當代攝影的〝空間轉向〞〉（下）

“Spatial Turn”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撰文◎顧  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教授）

    而王國鋒的《理想》系列，以建造于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的〝十大建築〞為對象，思考了國家意識形態、國家美學、國家權力在建築上的表現，以及通過這樣的建築來塑造新的觀念、價值與想像的企圖。在王國鋒的作品中，人被國家的空間形象所壓倒，而在繆曉春的作品中，人則成為商業空間的附庸。而當他將自己的渺小形象安放于體量龐大的建築面前時，這兩者所構成的人與空間的懸殊對比關係，也使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獲得意味深長的視覺提示。（圖14）

    進入新世紀，中國攝影家對於空間的關注從記憶等方面展開豐富的空間敘事，大大拓展空間的意義。把空間作為一種記憶的容器加以突出提示的，當數邵逸農、慕辰的《大禮堂》系列。他們的作品第一次明確地將中國現代史記憶與空間改造的關係聯繫在一起。我們從他們的作品發現，特定年代裡出於政治需要對於空間的塑造與改造，無論是廢棄不用還是出於其它目的的改造，都是一種以空間形式對於過去的否定，這其實也是對於過去政治加諸於空間的塑造的反彈，如今則反過來成為空間對於政治的一種反訴。（圖15）

    而榮榮、映裡的《六裡屯》，雖然也關涉記憶，但他們的視線卻從公共空間拉回到私人空間裡來。這部作品表現的是他們兩人曾經生活過的空間，這個私人生活空間經過城市改造而成為過去，並埋藏了他們所共同經歷的一段記憶。他們的拍攝行為也成為對過去生活的追懷，並將個人記憶與生活空間的變化以及社會變動連動，以個人感受與記憶提出對於當代現實的看法。空間的變化，成為他們思考生活與現實的出發點之一。（圖16）

    與北京的空間變化相比，上海的城市空間所發生的急劇變化，其劇烈程度並不亞於北京。鳥頭小組（宋濤、季煒煜）的《新村》，表現了在當今的上海話語中受到故意排斥的工人新村。這種影像表現除了是一種對於〝主流〞上海話語的對抗之外，也是對於被排除的空間的對抗性的提示（圖17）

    此外，還有攝影家或藝術家或從想像空間著手（如翁奮，圖18），或直視城鄉交接處的郊外空間（如齊鴻，圖19），或深入與建構生活與空間之關係（如邢丹文、劉麗傑等圖20、21），或揭示消費空間（如曾翰、李前進，圖22、23）的秘密與存在，或呈現人與自然的關係（如蒼鑫，圖24），或提示社會矛盾的空間遭遇（如倪偉華，圖25）、以類型學方式搜求某種現象（如楊鐵軍）等。許多攝影家在攝影的空間言說上都有種種獨特的表現，這裡因篇幅關係只能割愛。

    以上介紹儘管粗略，豐富多彩的實踐與探索遠遠不止這些，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當代攝影的〝空間轉向〞並不是突發性的，而是有其脈絡可尋，可以與當下的攝影實踐接續起來的。

〝空間轉向〞的現實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變動的一個主要變化，外在的也是內在的深刻變化，是中國人所謂的〝改天換地〞。改朝換代往往同時意味著改天換地，意味著從空間著手展開的權力鞏固與權力再生產。空間的改造與空間再生產，既展現了歷史的變化、社會的變遷、權力的運作，也反映了不同時代中人的空間意識與空間意志的變化，以及加諸於空間、寄託於空間之上的權力志向、欲望、想像以及美學趣味等。

    以往，反映社會變動與人類生存狀況的視覺報導，一般以報導紀實攝影為主要形式。這種報導體裁，習慣于從空間中人的相互關係（當然也是一種社會關係）著手，以新聞性、事件、故事情節為主要內容，展開對於社會現狀的敘事性的報導與描繪。空間，作為人的社會活動的背景，只是作為一種必要的鋪墊而附帶性地出現於畫面中。許多優秀的攝影家，出於一種職業習慣，在報導中關注的大多是人的具體活動。而判斷一個攝影（記）者優秀與否，其標準也往往是以能否嫺熟捕捉人的動態、表情、人的相互關係即社會關係為判斷。而攝影者自身也往往沒有意識到空間在社會變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認為空間本身有可能成為一種考察社會關係與社會關係再生產的對象。人們習慣性地以為，要〝知情〞，只要在人的相互關係與社會活動中尋找〝真相〞即可。殊不知，當代社會中，空間所隱藏的資訊，圍繞空間展開的各種實踐與博弈，本身也屬於市民“知情”的重要內容之一。〝真相〞也在空間之中。所謂〝知情〞，也在於對於空間的瞭解與把握。而以攝影這個方式來揭發空間中的資訊與秘密，可能是再合適不過了。因為攝影的〝凝視〞的觀看方式，既可給拍攝者以充分的時間觀察與描述空間，也給予觀看者以充分的時間去分析、瞭解社會空間的構造與關係、空間中權力的運作方式以及被空間所改變了的社會關係。

    但是，在有關中國社會變動的攝影實踐中，作為主語與主體的空間的描繪與描述，空間作為一個問題意識與表現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獲得關注。空間，從反映社會變動與人類生存狀況的攝影報導中脫落了。這種“空間的脫落”，當然與中國社會實踐中對空間本身的關注度與人的空間意識的發達程度有密切關係。如果不是在一個資本與權力競相以空間為最終籌碼瘋狂爭奪的時代，空間意識形態、空間的意義與價值也確實不會像今天這樣如此突出。因此，呈現空間，是不是也同樣可以呈現社會變動？答案是肯定的。也因此，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回避攝影中的空間表現，都會令我們失去瞭解社會與自身的一個重要途徑，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有時甚至可能就是一種失職。

    而攝影的空間再現，無論是屬於紀實報導還是藝術創造，其主要特徵與能力都是描述，而不是敘事。它不依靠故事情節，而是依靠物質細節在空間中的無限延展來展開深入細膩的描述。大景深、大像場是這種描述的特色之一。雖然拍攝者在視角的確定上具有主觀選擇性，但在影像描述時卻是借助照相機的光學物理性能而對一切細節一視同仁，以盡可能充分多的細節的〝量〞所具有的包容性，來具體刻劃空間的〝質〞，形塑空間的具體形態。這種敘述特性，既基於攝影本身的觀看特性，同時也促使攝影表現擺脫了一種由新聞報導攝影的規訓來控制的敘述束縛，而且也潛移默化地促進了紀實報導攝影本身的變化。這個變化之一是，從對情節的捕捉轉變到對細部的凝視，尤其是對於空間整體的描述與對於空間構造本身的細部的刻劃。這樣的空間描述的攝影修辭手法，使得攝影的空間表現擁有了自身的語法，而且也引起了紀實報導攝影與藝術表現的融化。這種當代攝影中的“空間轉向”的變化，同時表現為在模糊了紀實與表現的邊界的同時，也質疑了藝術與記錄的各自訂。

    對於空間的關注，同時也表示攝影家對於時間的理解與表現發生了變化。紀實報導攝影中強調捕捉瞬間，那是鏡頭擠入、切入、介入事件中的瞬間，是分開的瞬間，是一種排除性較強的瞬間，其片斷性強，攝影者在事後通過將片斷重組，以求重新還原事件的〝真相〞。而像曾力、王國鋒這樣的攝影家，當他們表現大場面空間景觀時，往往會採取移軸拍攝的方法，以克服照相機鏡頭視角的限制。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也有用接片拍攝的方法來解決開闊景觀的拍攝。而現在的做法是，或者通過調整照相機的鏡頭光軸位置，或者通過在水準方向平移照相機的方式，把在水準方向展開的建築與空間拍攝下來，然後經過電腦軟體的處理，將這些大場面的場景拼合成一個整體感強、沒有視覺不適的長寬比懸殊的畫面。這些看似照片的照片，其實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次性拍攝而成的照片。它已經不是一張成立于一個瞬間意義上的照片了。一個空間影像中，其實疊加了或者說壓縮了複數的瞬間與視點，但最終出現的卻是一個統一感強烈的時空畫面。它是通過游標在螢幕上的慢慢移動，把多張照片細細拼接而成的一張〝照片〞。游標的移動在此類似於筆觸的描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認為，數碼攝影中的〝筆觸〞其實就是游標。這樣的實踐實際上已經給當代攝影的空間表現帶來了新的思考與問題。照片呈現的是疑似的透視法視覺空間。這樣的空間處理，在什麼意義上是合法的？我們眼前看到的空間，與我們所想像的攝影這個〝透明的〞視覺裝置的蠱惑人心的客觀性一致嗎？〝瞬間〞還有其特權性嗎？

    正如法國學者雷米，埃斯（Remi Hess）所說：〝空間應當被當成一個總體來考慮。我們應該在它的複雜性中接近它，並在這種複雜性展開對它的批判。那些關於空間、景色、鄉村和城市的描述性作品則不再重要。它們都是通過剪裁形成的。它們僅僅是空間中所存在的事物的清單而已。〞（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Ｐ11）我們強調〝空間轉向〞，並不只是看是否給出了〝空間中所存在的事物的清單〞。必須指出的是，〝空間轉向〞指的是關注現實問題的〝空間轉化〞。它與從來就有的把照相機一架，對準空曠風景的無物之陣一陣猛拍不是一回事。當代攝影的〝空間轉向〞，不是要將有深度的、啟動了思考現實的空間現實簡化為一種無深度的、美麗的平面風景，以空間之名抽空空間的現實性，使空間表現貧乏化，而是以深入的空間描述賦予現實以深度，提供反思現實的空間維度。當代攝影的〝空間轉向〞實踐，要突破的是一直以來對於空間與現實的關係的故意忽視與貶抑，使現實與空間之間重新獲得一種批判的聯繫。

    與至今仍然不斷的外出〝采風〞之風不同的是，空間作為一個主題在當代攝影的出現，有助於説明攝影家重新認識攝影的社會功能。與到視覺刺激性強的外地、外國、邊地、山寨表現外國人〝他者〞與少數民族等國內〝他者〞相比，呈現空間所體現的社會變動，以及空間作為一種新社會關係的生產力，更具有現實感，更具有挑戰性，也符合大時代對於攝影以及攝影本身的可能性的期待。而只起幫閒作用的〝采風〞，其隱蔽的目的之一，是轉移攝影人的現實興趣，消解攝影的現實指向。以〝采風〞這樣的邊地（我們可以稱為〝異文化空間〞）趣味來取代對於本地、本土現實的關注，轉移對於嚴峻現實的關注，既幫忙又幫閒，一舉兩得。什麼時候，這麼多的中國攝影人能夠紮根本地，從本地發現問題，什麼時候中國攝影就會有健康的發展，中國攝影就會受到社會的重視與尊敬。這讓我想起了山東東營的攝影家們。他們雖然身處並不熱鬧的城市，但出自一種本土關懷，以攝影觀看家鄉，而且從空間著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尤其是，面對以跑外地取代對於本地現實與本土現實的深切關懷的情況，攝影的〝空間轉向〞其實是有自己鮮明的現實取向的，也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新的社會矛盾與利益博弈，在當代社會實踐中更多體現在對於空間的定義、理解與權益的爭奪上。空間成為了交換、消費、控制的商品，對於空間的敏感，對於空間在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的再生產中的表現，也考驗攝影家的現實敏感度、社會責任與攝影表現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攝影的〝空間轉向〞具挑戰性甚至是有風險的。不要以為看似靜止的空間就不能成為社會考察的對象。誰的空間，誰在控制空間，誰在表現空間，誰在控制空間的呈現，其實充滿了複雜的政治。空間就是一種政治。當然，我這裡的政治，指的是各種力量較量的政治。在這裡，不憚爭議再說一句，拍攝什麼就是一種政治。既然權力與資本以空間為仲介、為中心展開其目的昭然的實踐，那麼攝影家以空間為仲介，以空間為中心展開某種反擊也是理所當然。

    而另外一個問題也隨之出現。那就是，不斷發展的空間敘事，在豐富了對於空間的認識的同時，是不是也會演變成為一種新的形式與語言專制？這也是需要我們警惕的。但是，不管怎麼說，這些探索，在豐富了我們對於空間的認識與空間表現的同時，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僅屬於他們，而且也屬於所有關心人類命運的人。（全文完）